#绿奴 #NTR
我站在台阶上，把西服扣子重新系好，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空气里有远处夜市飘来的孜然味，混着柏油路面散发出的白日余热，还有一丝从更远处工业区飘来的淡淡的焦煤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不香，但熟悉。
刚走下台阶，手机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来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来电显示。那是一个北京的区号，后面跟着一串数字，号码段不是普通公务电话，也不是私人手机，而是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属于某个中央部委直属办公室的加密座机号段。我在临江这些年，接过无数电话，但这个号段我只见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每一次都跟一个人有关。
而到目前为止，我熟悉的、能直接让秘书拨我私人手机的中央首长，除了前两天刚在新闻里看到要去西伯利亚维和的苏烈钧将军，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手机贴到耳边。
“您好，我是苏维民。”
“苏市长您好，我是周副总理办公室的张秘书。”那边传来的声音年轻而不轻浮，带着京城大院特有的那种咬字清晰、节奏沉稳的语调，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尺子量过，“根据首长近期工作安排，下周首长将前往贵省视察经济工作，期间计划在临江市停留一天。具体行程包括听取临江市政府关于重金属提炼产业升级和生物制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实地考察华民集团和亨泰集团，并与基层干部座谈。请临江市方面按照相关接待规定做好准备工作。”
我站在原地，把电话换到另一只手上，从公文包里摸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飞快地在记事本上记了几个关键词——华民、亨泰、座谈会。周老头要来临江了。不是随便来看看，是正式的、带着一整支调研组的那种视察。行程安排具体到了每一家企业、每一场汇报，这意味着老头来之前已经把临江的材料翻了个遍。
“收到。请转告首长，临江市将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做好接待工作，汇报材料会在两天内送省里预审，考察点的前期准备工作明天启动。”我顿了顿，补了一句，“另外——请转告首长，临江的干部都很想念他。”
张秘书嗯了一声，声音里带了一丝极淡的笑意，像是知道我这句话里藏着的东西远比字面多。“苏市长，首长还有一个口信让我转达。”
“请说。”
“首长说——‘让维民把汇报材料准备好，但不用太紧张。上次在省里泼他的那杯酒，我早就不记得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了半寸。老头让秘书转达这句话，意思太多了。他说他“不记得”，意思是他记得比谁都清楚。他说“不用太紧张”，意思是这次来临江，公事要谈，私事也要谈。他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把上次饭局上那杯茅台的尴尬抹平了，但他没有说“算了”——他只是说“不记得”。
“谢谢张秘书，首长的话我一定认真领会。”我说。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台阶下面几个正在巡逻的安保看见我站在门口不走，往这边多看了两眼，认出是我之后又转了回去。我把记事本合上，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临江市区星星点点的灯火。一辆摩的在非机动车道上突突突地驶过，骑手戴着耳机在打电话，声音被风吹散在夜色里。
过去一般老头都是亲自打电话的。从交大时期到我在临江刚起步那几年，他每次要见我，都是直接用他那个老掉牙的红色座机拨我的手机，电话接通以后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喊名字——“苏维民！我下周到你那边去一趟。”后来他调进中央，升了国务委员，又升了副总理，这种直接拨电话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级别越高，规矩越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拍脑袋就打学生电话了。但每次他通过秘书安排行程，都会让秘书在最后加一句“首长让您方便的时候给他回个电话”，那意思就是——公事归公事，私事归私事，回电话的时候就不是副总理和市长了，是老师和学生。
上次泼了我一脸茅台之后，这句“让您方便的时候回个电话”就没有了。老头没有再主动给我打过电话，连让秘书转达的口信都变得公事公办，不再夹带任何私人情绪。他只是隔三差五让师兄弟们帮忙带个话。大师兄转达的是“让他别老是加班，身体要紧”，二师兄转达的是“听说临江的产业园不错，让他把材料寄一份到北京”，小师弟转达的是“师兄，老师说上次那酒太猛了，但他嘴硬，死活不肯道歉”——小师弟那张嘴向来最不把门。这些带话都有同样一个潜台词：老头还在生气，但气归气，他还是我的老师，还是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一次他亲自派秘书通知视察行程，还让秘书带了一句“那杯酒早就不记得了”——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说，他打算借这次视察把之前的不愉快翻篇。但翻篇之后呢？
作为国家领导来视察地方，我是不慌的。临江的GDP增速在全省排前三，重金属提炼产业的产值连续十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生物制药产业园一期已经入驻了二十几家企业，华民和亨泰作为临江两大民营旗舰，各项指标都经得起查。西服是合规的，票据是齐全的，汇报材料我心里早就有了框架。老头在考察点现场问什么刁钻问题我都不怕。
我唯一担心的，是老头这次来又要撮合我和苏晚。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下去了。老头这辈子对自己认准的事从来不死心，而撮合我和苏晚是他认准了快十年的事。当年在交大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主意，后来我选了母亲他气得半死，再后来他把苏晚从北京调来临江放在我身边当秘书，每一步都像是他预先布好的棋。现在母亲走了，档案上我已经是单身，在老头眼里，这盘棋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收官的时候。他这次来临江，行程表上写的是“听取汇报”“考察企业”“与基层干部座谈”，但在我心里，那张行程表的背面一定用看不见的墨水写着四个字——验收成果。
我把记事本和笔收进公文包，在台阶上站了几秒，然后迈步往下走。周铁军在大门口值班，看见我走出来，朝我点了下头。我抬手示意了一下，算是告别。夜风从街对面吹过来，带着混凝土搅拌站飘出来的水泥粉尘味和远处不知谁家阳台上晾着的衣服被风吹动的窸窣声。
我得回宿舍一趟。不是因为苏晚可能在——她已经走了，她说“早点回来”之后就拎着那个LV纸袋出了门，她的习惯是话说完了就不会在原地逗留，不会像薛晓华那样趴在门口等。但我得回去把汇报材料的大纲拉出来，明天一早让办公室往省里报。而且刚才在薛晓华办公室里那场折腾，衬衫后背又湿了一遍，新西服袖子上沾了真皮沙发上的皮革护理油，得回去换一套。
我走到路边，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没打摩的——市长坐摩的白天还能说是亲民，晚上坐了人家看不清你是谁，反而容易出事。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沙哑嗓音在车厢里回荡。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眼熟，但没认出来，只是问：“老板去哪个方向？”
“市府宿舍。”
车子驶过老城区的时候，我透过车窗往外看。街道两旁的店铺已经关了大半，只剩几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和烧烤摊还亮着灯。烧烤摊的炭火在夜色里发出暗红色的光，油烟顺着铁皮烟囱往上飘，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围在塑料桌前喝啤酒，脚边趴着一条懒洋洋的土狗。这些场景和我几年前刚当市长时一模一样——临江的夜晚是属于这些人的，不是属于双子塔和玻璃幕墙的。周老头要看发展数据，我能给他背得一字不差。但他如果想看真正的临江，应该在这个点来这条街，在烧烤摊旁边坐一会儿，闻一闻孜然和炭火的味道。
车子拐上市府宿舍门前那条栽了两排行道树的窄路。车灯光柱扫过路缘，一只野猫从垃圾桶后面蹿出来，消失在墙角的暗处。我付了车费，拉开车门走出来。楼道口的声控灯今天早上被苏晚换了新的灯泡，我这会儿咳嗽了一声，那灯就亮了，乳白色的光照在楼道口那扇生了锈的铁门上，把铁门上贴着的“创建文明社区”标语照得发白。
我用钥匙开了门，客厅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苏晚走了。窗帘还是下午她拉上的那个位置，沙发上被她重新拍过的靠垫还鼓鼓地立在原位，茶几上她留下的那瓶矿泉水我喝了一半。空气里那股极淡的白茶清香还没有散干净。我把灯打开，在玄关换了拖鞋，走进卧室，从衣柜里翻出一件干净衬衫。旧衬衫袖口上那几块铁锈色的印子还在，被洗衣液泡过无数次之后已经淡了很多，但在白色面料上依然依稀可辨。在薛晓华办公室折腾了一下午，身上那件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贴在皮肤上黏得难受。
我把旧衬衫搭在椅背上，拿起干净的那件刚套上袖子，正在系扣子，手机又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来一看——还是北京的区号，但不是刚才那个加密座机号段，而是另一个号码。我盯着屏幕看了两秒，脑子里迅速排除了几种可能性。不是周教授的秘书——秘书刚才已经通知完了，不会再打。不是苏将军——苏将军现在大概在沈阳军区做出发前的最后部署，没空给我打电话。那还能是谁？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屏幕上那个北京区号的号码在黑暗中亮得刺眼。窗外远处有一辆垃圾车正在收垃圾，铁桶碰撞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我刚换上的干净衬衫领口还没翻好，衣领翘在脖子后面，被夜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里灌进来，凉飕飕的。
“您好，我是苏维民。”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双手把领口翻下来。
那边传来的是一个平稳、克制、没有任何多余情绪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在官场上听过很多次——不是那种装出来的严肃，而是被训练过的、把每一句话都当成保密文件来对待的声音。“苏市长您好，我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下周我将随同首长到临江视察，相关事项省委会提前通知您。今天这通电话，是想提前跟您沟通一件涉密事项。”
他顿了顿，确认我没有插话的意思，才继续说下去。“您有一位在交通大学时期的同学，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中文名伊薇。她目前担任临江市三家国有企业在欧洲的联合总代理，同时是您和江曼殊女士的儿子的监护人。根据我们的档案，她的父亲是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后流亡海外的反对党——全俄民主联盟——的核心成员，该党目前在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三国仍有活跃组织。近日军方针对西伯利亚的维和行动遭到了部分苏联自由派流亡人士的公开反对，他们在欧洲议会和几个主要国家的媒体上发起了针对中国维和行动的舆论攻势。中央需要您利用好与伊薇女士的个人关系，尝试通过她接触该圈层，了解其组织架构、核心诉求和下一步行动计划。”
他停了一拍，声音压低了些许。“这不是正式的任务下达，正式指令会通过省国家安全厅的同志向您当面转达，并全程提供必要的支援和保障。今天这通电话，只是提前让您有个准备。”
我把领口最后一颗扣子扣好，走到窗边，伸手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的街道空空荡荡，路灯昏黄的光打在行道树的叶子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宿舍楼下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顶积了一层灰，看不出在上面停了多久。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几秒，然后把窗帘拉回原位。
“我明白。我会做好准备。”我说。
电话挂断了。我站在窗前，手里攥着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那只老式挂钟的秒针在咔哒咔哒地走，和我胸腔里心跳的节奏。
薇拉。
我把这个名字在舌尖上滚了一遍，像在翻一本很久没打开过的旧相册。交大时期的薇拉——那时候她还叫伊薇，中文说得比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标准，但偶尔会在卷舌音上露出一点东欧口音的尾巴。她是中苏混血，父亲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外交官，母亲是上海本地人。她在交大学国际贸易，和我同届不同系，是在周教授的国际经济政策研讨课上认识的。她那时候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桌面上摊着一本俄文原版的《资本论》，书页的边角被她用铅笔写满了批注，密密麻麻的斯拉夫字母在日光灯下像一排排整齐的蚂蚁。
她不怎么说话，但每次提问环节都会用最简短的话问出最难回答的问题。有一次老头在课上讲休克疗法对东欧经济的冲击，她举手站起来，用三句话指出了老头数据模型里一个被忽略了半年的变量偏差。整个教室安静了五秒，老头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了句“好”。
后来我知道她是苏联外交官的子女，再后来知道她父亲在八一九事件之后因为属于反对叶利钦的派系而被迫流亡。那场事件里，苏联的保守派没能阻止叶利钦上台——但几年以后，叶利钦自己也没能坐稳。他的激进私有化政策导致了恶性通胀和寡头垄断，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亚佐夫元帅在最高苏维埃的支持下推翻了叶利钦政权，建立了以军人技术官僚为主导的新政府，取缔了一批亲西方的自由派政党。薇拉的父亲所属的全俄民主联盟就是被取缔的党派之一，核心成员遭到逮捕或流亡，她父亲带着全家人辗转经波罗的海逃到了法国。薇拉没有跟去。她留在了中国，留在临江，用自己手里那点残余的外交人脉和精通中俄英法四国语言的能力，帮临江的企业把产品卖进了欧洲市场。那是临江制造业第一次直接接触到欧元计价的订单。她不需要参加任何招投标，不需要走任何灰色渠道，只要一封邮件、一通电话、一次在巴黎某家酒店大堂里的面对面会谈，就能把订单拿下来。临江出产的服装、玩具、电子零件，还有后来逐渐成规模的化工产品和稀土金属，之所以能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薇拉的贡献功不可没。
从私人角度看，我更感谢她的不是那些订单和外汇，而是另一件事。
她是我和江曼殊唯一儿子的监护人。
这个选择说来无奈，但我别无选择。当年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江曼殊——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表现出了一种让我费解的反复无常。有时候她会把婴儿抱在怀里，坐在沙发上唱上海滩的老歌，一唱就是一个多小时，眼睛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温柔。但更多的时候，她会突然把哭闹的孩子往我怀里一塞，换上一身紧得勒出每一道曲线的裙子，涂上正红色的口红，摔门而去。她不会说去了哪里。我在凌晨一点接到过她在酒吧打来的电话，背景音是一群男人划拳的喧嚣和电子音乐的鼓点；也接到过夜总会老板打来的电话，说“苏先生，您太太喝多了，麻烦来把人接走”。最让我心脏停跳的一次，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她在某个地下赌场里被临检的民警带走了，因为同桌的几个男人涉嫌设局诈骗。我去派出所领人的时候，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披着我的旧衬衫，头发散乱，眼线晕成了两个黑圈，看见我来了，她对我笑了笑，说了一句“维民，你来啦”——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家里等我下班。
这些都不是最让我崩溃的。最让我崩溃的是，她每次离家出走，都带着孩子。
她会把还不会走路的婴儿用一块印花背带绑在胸前，踩着她那双细带高跟鞋，叫上一辆出租车，去上海看男模表演。她去什么地方，孩子就在什么地方。酒吧的霓虹灯照在婴儿脸上，夜总会的重低音震得婴儿哇哇大哭，赌场的烟味呛得婴儿不停咳嗽。我每次去接人的时候，看见的不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我看见的是一个被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折磨到灵魂扭曲的女人，而那个女人的怀里裹着我的儿子。我接过孩子的时候，婴儿的衣服上全是烟味和酒味，有时候还沾着不知道哪个男人留下来的古龙水香味，而江曼殊已经靠在出租车后座上睡着了。
这种极端不正常的氛围对小孩的成长是不好的——这是我能对自己说出的最克制的表述。事实是，如果让孩子继续待在她身边，我不知道他长到懂事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做了那个决定。当薇拉把临江的产品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之后，我跟她谈了一次。不是以同学的身份，也不是以市长和供应商的身份，而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对唯一信得过的人托付自己最重要东西的身份。
“薇拉，帮我把孩子带到法国去。那边有好的学校，有安全的社区，有不会半夜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带去看男模表演的环境。我可以付抚养费，付学费，付所有费用——”
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没让我继续说下去。“苏维民，我不用你的钱。公司在你手里，公司在欧洲的利润由我打理。每一笔利润分成够孩子用的了。”
她说不用就不用。这些年，汇丰银行的转账记录每一个季度都会准时寄回临江，和转账记录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表格——格子线画得整整齐齐，法文和中文双语对照，欧洲办事处的房租、人工、税费、市场推广费用，每一笔都列得清清楚楚。表格最下面一栏是“可支配利润余额”，那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她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用于扩大欧洲市场的渠道网络，另一部分存进了孩子名下的教育基金账户，剩下的全部汇回临江。她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抚养费。没有在电话里提过一次“维民，孩子要上个钢琴课，需要多少多少”。没有暗示过欧洲物价上涨需要补贴。没有。一次都没有。
这些事，江曼殊都知道。送走儿子之后，她开始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和各种男人制造绯闻。先是李伟芳——她在临江电视台时的老同学，后来去了新加坡发展。他们两个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次我出差提前回家，发现客厅茶几上放着两只喝了一半的红酒杯，烟灰缸里有被碾灭的女士薄荷烟烟头。李伟芳不是最后一个。后来还有个摄影师，据说是在上海认识的，留着络腮胡，专门拍那种昏暗灯光下的裸体艺术照。母亲做过他的模特——不是那种穿衣服的模特。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大半年，直到那个摄影师因为非法持有毒品被上海警方拘留，这段关系才无疾而终。
对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她。她回来，我就把沙发铺好，把热水的温度调到她刚好喜欢的六十五度，把她第二天要换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尾。我不问她去了哪里，见了谁，做了什么。因为我问不出口——问了她也会说，那种轻描淡写的、带着几分挑衅几分揶揄的语气，像是在说你管得着吗。与其听她用那种语气说出我不想知道的答案，不如不问。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手机屏幕上的时间从十点跳到了十点十二分。窗外的街道已经彻底空了，那辆白色面包车还停在原地，车顶的灰尘还在。我伸手把窗帘拉严，转过身走回书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记事本，翻到新的一页，用钢笔在页首写下：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下周随团回京，需提前沟通。然后我把笔帽拧好，将记事本合上放在台灯下面。台灯的灯泡是暖黄色的，照在深蓝色的封面上，把封面烫金的“临江市人民政府”几个字映得发亮。儿子现在大概上小学了，不知道他这些年有没有怪过我，也不知道薇拉作为监护人，会怎么跟他解释他的身世。我把记事本合上，台灯的暖黄色光晕照在封皮烫金的“临江市人民政府”几个字上。窗外的街道已经彻底沉寂，连那辆白色面包车也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我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记事本的边角，脑子里却还在转着刚才电话里的那个名字——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然后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带着一种被反复验证过太多次之后才会有的、近乎荒诞的确定性。薇拉也讨厌江曼殊。我把这个念头放在脑子里翻了个面，像翻一枚硬币，正面是事实，背面还是事实。我认识的女人里，凡是和我有过稍微深一点交集的，不管是苏红梅、薛晓华、苏晚，还是周教授的夫人、三师姐、省委组织部那位曾经想给我介绍对象的副部长——她们在讨厌江曼殊这件事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分歧。但薇拉不一样。薇拉不是一个会被个人情绪左右判断的人，她是那种能把私人好恶和职业操守放在两个完全密封的隔间里的人，即使她讨厌一个人，也不会在财务报表里少记一笔应收账款，不会在转账记录上延迟一天。可就连她也讨厌江曼殊。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那时候临江的外贸集团刚刚在欧洲打开局面，薇拉作为三家国企的联合总代理，在巴黎、法兰克福和米兰都设立了办事处。江曼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临江外贸集团欧洲商务考察团特邀顾问”的名头——后来我才知道，她只是给外贸集团的一个副总打了个电话，那人在电话里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敢拒绝市长夫人的要求。她就这样拿着公务护照、花着外贸集团的考察经费，飞到了巴黎。她到巴黎的头三天，还真像个正经的考察团成员。薇拉后来在电话里跟我提过一次，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会议纪要：“江女士参观了里昂的纺织品展会，和当地两家经销商进行了初步洽谈，反馈了一些欧洲消费者对临江服装面料的偏好数据。坦率讲，她的审美直觉很准，提的那几条面料花色的建议后来都被研发部门采纳了。”我当时还以为这一次或许不一样，或许她真的想做点正事。第四天她就消失了。考察团的其他成员在酒店大堂等了一个小时，打她手机不接，发短信不回，最后只能按原定行程出发。过了两天她才重新出现，穿着一身我在临江从来没见过的衣服——一件亮得扎眼的宝蓝色裹身裙，料子是那种在巴黎高级成衣店里才能买到的真丝缎面，脖子上多了一条梵克雅宝的四叶草项链，手袋换成了爱马仕的铂金包。考察团的人问她去了哪里，她把墨镜往上一推，笑着说：“去见了几个老朋友呀。”那些“老朋友”后来被证实是两个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经营奢侈品店的法国男人和一个自称是独立艺术策展人的摩洛哥裔法国人。她在那几天里刷爆了考察团的公务信用卡，消费记录包括香格里拉酒店的总统套房、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双人晚餐、以及巴黎春天百货里一笔折算成人民币将近二十万的购物账单。事情闹大了。外贸集团的财务在月底对账的时候发现异常，把电话打到了薇拉的办事处。薇拉连夜从法兰克福赶到巴黎，拿着消费清单逐笔核对，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她没有把这件事捅到临江市纪委，也没有给任何国内部门打电话，而是自己掏钱先平掉了那笔超出预算的窟窿，然后把所有消费明细整理成一份表格，用加密邮件发给了我。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苏市长，共计人民币伍拾叁万柒仟捌佰元整。我已先行垫付，此事暂未扩散。请尽快处理。”我收到邮件的那天晚上，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五十三万七千八，我那时候的工资不高，市长年薪和各种补贴加起来，拿得也不多。我把存折翻出来算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动用了自己存了好几年的积蓄，又退掉了一张买了不到半年的定期存单，才把全额汇到了薇拉指定的账户上。临江市纪委至今不知道这件事。那张存单是我给自己攒的买房首付，当时打算买一套离市府近一点的小两居，这样就不用在凌晨加班结束后还得打车回宿舍。那张存单我从存进去那天起就没取过，一直放在办公桌抽屉最下面的信封里，觉得那是种稳定的象征。取出来之后，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过。薇拉在收到汇款之后给我回了一条消息，只有短短一行字：“款项已收到。按程序要求，该事项无需扩大知悉范围。祝好。”她没有评价江曼殊的行为，没有说不客气，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达，连一个感叹号都没加。但我知道——她知道那笔钱是我个人汇的，不是财政拨款，不是单位报销，是我苏维民自己存折上的钱。她在帮我，用一种沉默的、不留痕迹的、不让我难堪的方式帮我兜住了底，把国家损失补上了，也等于保住了江曼殊的一张脸。江曼殊后来连句谢谢都没有带给薇拉。她不是不知情。她只是不在意。甚至在那件事之后不久，她还跑到薇拉在临江的临时办公室——那个办公室设在华民集团老楼里，是薛晓华免费借的——当着好几个外贸集团员工的面，指着薇拉的鼻子骂她是“勾引我老公的洋婊子”。起因仅仅是薇拉通过我秘书安排了和我半小时的工作会谈，讨论当年对欧出口的配额调整方案。江曼殊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冲到办公室，把薇拉桌上的一叠报关单抓起来甩在地上，用她那双新做的美甲指着薇拉的脸。薇拉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她只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弯腰把散落一地的报关单一张一张捡起来，按顺序重新码好，然后抬头看着江曼殊，用她那种四国语言无缝切换的从容语气说了一句：“江女士，苏市长还有二十分钟才到。您可以在旁边的会议室等他。”这件事薇拉一个字都没跟我提。是当时在场的一个外贸集团副经理——那人的妻子是我办公室里的文员——在很久以后的一次聚餐上无意中说漏了嘴。“苏市长，您那个同学人真好啊，被太太那么骂都能不动气。”他把当时的情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我端着酒杯听完，一言未发。第二天我让司法局的人查了江曼殊闯入企业办公场所毁坏文件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性质，然后默默地把它和之前那些我替她收拾过的烂摊子一起，锁进了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可即便是这样，薇拉依然没有中断对临江的服务。她既没有打过一个电话跟我投诉，也没有在任何一份季度报告里夹带私人情绪的只言片语。她的邮件永远是老五样：欧洲市场当季销售额、主要竞品分析、政策法规变动、下季度营销建议、附件——汇丰银行转账记录。临江市政府用她和她的团队赚回来的宝贵外汇干了不少正事。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引入外资产业园，让德国的汽车配件项目落在临江城东的工业区；可以扶持本土生物科技企业，让华民集团的生物制药板块在港股成功上市；可以推进电子产业升级，把老码头上那片棚户区改造成集成电路设计基地；还可以翻修全市的主干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排水管网、在城北新城区新建两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临江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他们孩子上的新学校，有一部分教室的空调是用临江出口到欧洲的服装和稀土从欧盟市场赚回来的欧元间接采购的，而那个赚欧元的人，在被市长太太骂成婊子之后，依然会准时用一纸邮件，把利润经过汇丰银行转回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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